但是，我们也无权超越过他们的时代局限，以非历史主义的观点来横加指责，妄断是非。也正是因为司马迁、王充等人的有力批判，西汉以来儒家的正宗地位、伦理史观，虽在表面上仍有其统治地位，可在实质上已根本动摇。所以，到了魏晋时代，玄学盛行，播康等能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使前期儒家几欲全军覆灭，人格本体论占了上风，开创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3.12 “天放”的时代：“越名教而任自然”与“无君论”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个独特的、闪烁有绚丽的光辉的时期，几乎可以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媲美。
那是一个动乱不安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自由解放的时代。
在文学上，它被一代巨匠鲁迅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尤其以文学理论为盛，出现了《文心雕妙、（诗品）两部巨著，诗歌和民歌的成就，更不让位于先秦，为唐代的诗歌奇峰莫定了坚实的基础，纵然有秘康等人被杀，但思想解放的大潮却不可阻遏。
史学上，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中国之史界）中说：“西晋六朝，百家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著。”可见，当时史籍盛极一时，风起云涌。“才堪著述，学综文史”者数不胜数。其原因，则是汉代严厉控制史家修史的局面被打破，又有着司马迁等史家巨著的影响，加上动乱年代王朝迭起，“历史”丰富，均需彰其开国的功德，鉴其亡国的教训。但是，从根本上说，仍是思想解放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