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我参加“中国佛教会”访问团到亚洲国家进行友好访问,由于行程紧凑,我就在飞机、火车、渡轮上,甚至有时没有桌子,如在印度天气太热,还趴伏在地面上,写了八十天的日记,每天写好后,要赶在《觉世》旬刊上发表,后来并将之定名“海天游踪”,交由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想不到却因为内容涉及一些对佛教人士的看法,因而引起不少风波。之后,我又至印度朝圣多次,对于佛国当初值得记述的事迹,并没有留下雪泥鸿爪而深感可惜。
一九六七年,我开始创建佛光山,最初在《觉世》旬刊上发表每天大事记,约数年之久,后因凤山张致良居士认为太过把人事公开报导,故而反对刊出,从此,我对开山时的心情经过未能留下丝毫痕迹,至今回忆,也觉得不无遗憾。
直至一九八九年春天,我组织了“国际佛教促进会大陆弘法团”到大陆探亲弘法,当时台湾各大日报纷纷邀我写访问日记,可能是因为事情太过繁忙,加上许多敏感问题,实在不易着笔,只有一一婉谢。虽然没有将日记在报纸上发表,但是我仍然写了三十天的日记,后因飞机输送行李时的失误,在大陆所买的书籍和那些珍贵的纪念品,甚至日记统统都遗失了,至今还不晓得流落何方,也许数百年后有人发现到的时候,说不定是一桩历史公案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