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资治、教化，还是畜德、明智，史家都是实现史学价值的主体，而历史教育则是其基本手段。除了少数专职史官，古代史家的身份往往具有多重性，很多史家同时具有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等多种社会身份。这个特点为他们推动历史教育、发挥史学价值提供了特殊的便利，也让他们对历史教育具有了高度的自觉性，“经世致用”遂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二中国史学价值观的现代转型
中国现代史学价值观是在对古代史学价值观的批判和更新中逐步建立的，而各种史学思潮又对不同学派的史学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晚清是西方进化史观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梁启超的《新史学》被视为中国史学走向现代的宣言。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对古代史学的价值近乎一概否定，其“四弊二病”之说在相当长时间内塑造了人们对古代史学的基本认识。但是，他并未否定史学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只是更新了对史学价值的认识。这时的梁启超“想从教育方面先下手，先新民而后兴国”1291。他认识到“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这使他产生了改造中国之旧史，以“新史学”提倡中国之民族主义的激情，所以他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而要克服旧史的弊端，则必行“史界革命”,建设“新史学”,“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301进行“史界革命”,推进历史教育，离不开史家，故史家责任尤其重大。梁启超对史学的界说反映了他对史家责任的认识：他先要求史家“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后要求史家“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之资鉴”,这是从史学研究本身对史家的要求。虽然他后来对因果关系不再坚持，但基本要求并未大变。另一方面，史家还要承担国民教育之责：“史家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31总之，他是要将历史学由“养成士大夫君臣之学”改造为“养成国民之学”提供“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1331,以历史教育养成“新民”,这就是他的史学价值观。这种史学价值观并未脱出“经世致用”的基本模式，只是在对象、内容、旨趣上有了更多的现代气息。20世纪初的中国史家大多认同这种以史为用、学用一体的史学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推动了很多史家投身于历史教育。